当前美国社会学的古典理论偏爱：实用主义的复兴
文：高行云
哪个国家的社会学，最喜欢“古典社会学理论”？
也许是当今的美国。
令人诧异？
当然，美国复兴的不是韦伯、涂尔干，更不是马克思，而是实用主义社会学。
提到实用主义，也许会想到“乔治.米德”。确实，但社会学教材往往将它列为社会学传统下的“芝加哥学派”、“象征互动论”，反而忽视了米德所属的另一阵营——实用主义哲学。
而当今美国社会学复兴的理论来源，也不止是米德，而是古典实用主义哲学：杜威、詹姆斯、皮尔士。这对于我们接受以欧陆古典理论传统教育来说，实在太陌生。不妨看看到底如何个复兴法：
1. 关系社会学宣言之作
Emirbayer, Mustafa. 1997. “Manifesto for a Relational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2):281–317.
——理论来源：杜威的transaction概念
2. 能动性概念的重新界定之作
Emirbayer, Mustafa, and Ann Mische. 1998. “What Is Agenc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4):962–1023.
——理论来源：米德的《现在的哲学》一书
3. 也在中文学界日益重视的“机制解释”
Neil Gross. 2009. “A Pragmatist Theory of Social Mechanism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4(3):358–79.
——理论来源：杜威的habits概念及理论
4. 也在中文学界日益重视的“因果性”讨论
Tavory, Iddo, and Stefan Timmermans. 2013. “A Pragmatist Approach to Causality in Ethnograph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9(3):682–714.
——皮尔士的语义学理论
如果看一些分支学科，也是一样：历史社会学、文化社会学都能看到：
Gross, Neil. 2018. “Pragmatism and the Study of Large-Scale Social Phenomena.” Theory and Society 47(1):87–111.
Reed, Isaac Ariail, and Paul Lichterman. 2019. “A Pragmatist Approach to Comparison and Causality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 Trajectories: Newsletter of the ASA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 Section 30(2–3).
甚至，在转化与发展布迪厄等他人理论时，也要让古典实用主义来重新定义
Krause, Monika. 2018. “How Fields Var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9(1):3–22.
McDonnell, Terence E., Christopher A. Bail, and Iddo Tavory. 2017. “A Theory of Resonance.” Sociological Theory 35(1):1–14.
其实关注古典实用主义，并非当代所为。社会学史上的大牛，都关注过：
米尔斯的博士论文：《社会学与实用主义》
涂尔干的晚年讲座，也叫：《实用主义与社会学》。
究竟实用主义是什么？和社会学有什么关联？
最近读了两本书《美国人对哲学的逃避：实用主义的谱系》（南大出版社，2016）和《觉醒的自我：解放的实用主义》（北大出版社，2012）。
以下是第一本书的摘录笔记：
1. 美国实用主义的传统
美国实用主义是一种多样化的成分复杂的传统。不过，这些成分的共性中包括一种以未来为指向的工具主义，试图把思想当作一种能产生更有效行动的武器来加以部署和运作。实用主义最基本的动力就是平民激进主义。这种激进主义为了达到使个体丰富、扩展民主的道德目的，助长了对贵族化作风的反叛意识。这种反叛，植根于这个国家反殖民主义的传统，又受到这样一种种族中心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的严重束缚：既对有色人种、特定的移民族群以及妇女受到排斥的事实有所觉察，但对可能由这些被排斥的人群提出或实行的那些颠覆性的主张满怀恐惧（p.4）。
2. 皮尔士对哲学的逃避与转向
皮尔士…从笛卡尔主义（涵盖大不列颠的经验主义、苏格兰的常识实在论以及德国的唯心主义版本）以认识论为中心的问题中逃避出来，实现转向：
1. 我们没有内省的力量，全部内部世界的知识从假设性的推理得出，假设性的推理来自我们外部事实的知识。
2. 我们没有直觉的力量，任何认知都被此前的认知逻辑地决定。
3. 没有符号我们就没有思考能力
4. 我们没有绝对不可认知的概念（p. 59-60）。
把皮尔士的实用主义视为一种“没有自在之物的康德主义（他自己曾用过的描述词）”似乎是合适的（p. 69）。
3. 詹姆斯
如果说爱默生意味着人的思想、皮尔士意味着人的探求，那么詹姆斯就提示了人的意志（p. 75）。
詹姆斯清楚地表明了实用主义的历史代理人——有教养的阶层——及其意识形态目的：为上流社会的文化保存、精英政治的领袖选择和民主适度的扩展培育道德批判的能力（p. 86）。
4. 杜威
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杜威承认他并不足够了解有关马克思的知识，并就这方面来讨论他的哲学（p. 99）。
20世纪美国哲学的三大经典文献：杜威的《哲学复兴的需要》（1917）、奎因的《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1951）和戴维森的《论概念形式的确切观念》（1974）（p. 124)
在杜威看来，现代哲学有五种典型的经验概念：……杜威自己的交互经验概念（transaction conception of experience）根植爱默生主义的感受性，同时得到历史意识和达尔文主义的生物学的支撑，拒绝其中任何一种把经验当成不负载价值 之物的观念（p. 126）。
杜威在《经验和自然》（1925）中构建了自己的形而上学。……。罗蒂在《杜威的形而上学》中讲述杜威晚年杨写作一部新版，书名为《自然与文化》（p. 137)。
他钟爱的历史代理人（中产阶级专业化的改良部分）受到了思想和行动这两股强大的潮流的吸引，即与法团自由主义管理的意识形态和技术官僚制、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和政党组织（p. 155）。
5. 米尔斯
米尔斯主要关注战后美国的两个基本特征：平民中创造性人类力量的减退和促进这种力量走向衰退的社会经济环境。……普罗米修斯般的精英和受操纵的大众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米尔斯研究的核心主题（p. 182）。
米尔斯的博士论文《社会学和实用主义：美国的高等教育》1942年完成，1964年出版，“包括了对一种哲学（实用主义）和美国社会结构（哲学与社会之间）关系所做的解释，以一种粗糙但却紧密的关系运行的东西就是高等教育的制度。”（p. 183）
米尔斯的努力必须在三条基本的智识前线进行战斗。首先，它必须将法团自由主义暴露为一种精英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为民主和自由的理想提供嘴巴上的服务，却掩盖了事实上的大量不平等；掩盖了人民的无权状况以及缺乏主宰自己生活的可能。其二，它必须这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批判性地赞赏马克思主义在阶级不平等和资本权力等方面提出的有力洞见，抛弃马克思主义对工人阶级寄予的过于宏大的期望。其三，米尔斯必须控制普遍的“生命的悲剧感”视域所触及的范围，这种生命悲剧感要么阻止了社会行动，要么把社会行动限制在点滴渐进的社会工程中（p. 188）。
他更应该争取把自己的计划呈现为一个重要的选择，一个有机会成为现实的选项。但是，它将如何被实现，谁（什么样的历史代理人）来做这种工作？这个问题困扰了米尔斯一辈子（p. 188）。
米尔斯把知识分子的天职视为衰败的自由主义、被中伤的共产党主义以及无力的悲观前景的唯一替代项。他的知识分子天职概念负载着价值，就是说，它充满了杜威主义的批判性智慧和创造性民主的理想（p. 204）。
把群众漫画化、贬斥群众，两者都是中产阶级的疾病。米尔斯和大多数的实用主义传统中的人都患上了这种疾病。（p. 271）
6. 杜波依斯
杜波伊斯证明美国实用主义在反思个体性和民主方面是无知的、沉默的。……在何种程度上黑人的要求培育和扩展了美国民主？在什么路径上美国民主回应了这些要求？（p. 218）
杜波伊斯给美国实用主义补充了它非常匮乏的东西：一个审视个体性和激进民主之动力、阻力的国际视野，这个视野突出了这个艰难的星球上存在的困境：多数没有财产或财富，无法参与民主安排；他们的个性被繁重的劳动和恶劣的生活条件压垮。（p. 220）
除了杜波依斯以外，可能没有一个实用主义者探索了悲剧和颠覆之关联的深度，主要是由于他们都回避了可以在其中最好地说明这一联系的语境：普通人民中政治斗争的语境。美国实用主义的一个主要盲点恰恰就是悲剧性观念与革命、颠覆性行动之间的关系（p. 272）。
7. 奎因
逻辑实主义眼中，实用主义只是心理主义、约定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美国注脚（p. 276）。
奎因的经典论文《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1951）摧毁了逻辑实证主义：首先，他强调整体主义的认识论，把经验意义的基本单元从孤立的命题转向命题系统或理论。……经验主义的这两个教条：还原论和分析/综合之区分——不仅是不可分的，而且立足点一致。……奎因不仅在皮尔士的“第一理性原则”（不要阻塞探究之路）的旗帜之下，而且 在詹姆斯和杜威乃至爱默生对偶然性之强调的精神之下。最后，奎因的自然主义还拒绝了一种第一哲学对科学的优先性。相反，哲学被看成是与科学存在连续性的东西。更具体地说，认识论…是心理学的分支（p. 277-280）。
为什么奎因还不支持杜威在《确定性的寻求》中阐述的多元主义？……奎因的实证主义遗产把自己限制在一种物理主义的本体论之内（p. 282）。
8. 罗蒂
1972年的“The World Well Lost”开始了罗蒂的后期实用主义。……我们不能把“世界”和“世界的理论”分割开来，然后把这些“世界的理论”与一个“与理论无涉的世界”做比较（p. 299）。
罗蒂的反笛卡尔主义、反康德主义的论证资源，是奎因的整体论、古德曼的多元主义以及塞拉斯的反基础主义（p. 303）。从杜威、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罗蒂获得了历史性的方向，避开确定性的寻求和对基础的研究（p 303）。我们应该历史性地说起偶然性实践、短暂性的描述、可改善的理论（p. 304）。……罗蒂给北大西洋哲学致命一击。这些基本支柱是真理符合论、特权表象的观念和自我反思的先验主体观（p. 304），走向了本体论的反实在论、认识论的反基础主义以及抛弃心灵作为哲学的研究空间（p. 305）。
罗蒂高度怀疑谱系学的解释……。他的经过修剪的历史主义，与狭隘的伦理学和温和的政治后果联系在一起，在他频繁使用的无所不包的未加辨别的社会概念中得到了清晰的证明。……罗蒂的历史主义存在局限性，因而需要用马克思、涂尔干、韦伯、比维尔和杜波伊斯的思想来加以完善，那就是说，他的叙事需要增加更加细致的历史的和社会学的角度。……成熟的新实用主义的目标，应该根据目前最好的社会理论、文化批判和历史洞见，以谱系学的方式来思考具体实践，并且在政治上根据有效的战略和战术积极行动，以实现一定的道德后果（p. 307）。
9. 昂格尔（Robert Unger）
昂格尔的根本目标就是让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运动概念摆脱进化的、决定论的、经济环境的概念，借用了杜威的注意到的历史上存在过多的对具体事物进行社会安排，却经常忽视了单独的和有目的性的个体之关系的政治学。P. 323
对昂格尔而言，最根本的挑战就是在杜威和葛兰西之间、小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之间，为历史的机动性——为他的解放实验主义——寻找空间（p.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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